日本“战俘营”的死亡率是德国战俘营的13.3倍。

日本战俘的死亡率是德国战俘的13.3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军俘虏的数十万盟军战俘在太平洋战场上遭受了残酷的奴役和非人的虐待。其中,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虐囚暴行被普遍认为是战后日军在亚洲犯下的三大暴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与南京大屠杀相同。然而,在当地和占领区设置的数百座日军战俘营中,以专业性强、死亡率高、关押高级将领为特点的日军奉天盟军战俘营却鲜为人知。

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日军俘虏了约35万盟军战俘。为了充分利用战俘人力资源支持侵略战争,日军抛出了以战养战的战时战略。时任日本首相兼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曾承认,在日本,我们对战俘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待遇自然与欧美有些不同;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他们的劳动力和技术来增加我们国家的生产,努力使其为实施大东亚战争作出贡献,而不浪费任何人力。1942年8月22日,日军副省官木村兵太郎致信关东军参谋长原幸雄,指出将集结1500名盟军战俘,提高满洲工作株式会社的机床制造能力,以满足日本加紧生产高射炮、军需、飞机所需的机床设备。

1942 165438+10月11,第一批盟军战俘抵达沈阳,其中美军战俘1328人,英军战俘84人,澳大利亚战俘16人。根据国际红十字会的检查报告,截至6月1943 165438+10月13,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共有1274名战俘,年龄最大的7岁,最小的21岁。

战俘有空军地勤人员和机械维修人员,其他军种有机械维修人员。

战俘们刚到的时候,他们的第一站是奉天北大营地区一个废弃的旧中国军营。这栋房子已经很久没人住了,非常破旧。战俘营被两道铁丝网围住,大约1。5米,两个铁丝网围栏之间的中间地带,宽约两米,被划定为无人区。任何未经允许进入这一地区的人都将被杀死。

所有到达沈阳的战俘都有军事技术背景,包括空军地勤和机械师,以及其他服役机械师。这些技术背景成为他们选择去沈阳的重要原因。战俘被送到日本工厂做劳工,从事机床安装、机械加工和零件锻造。有些人被派到工厂的设计室画图纸。部分战俘按炼钢、炼铁、土木等劳动类别被送往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分别设在满洲皮革株式会社、满洲帆布株式会社、中山钢铁工业研究所、东洋木材株式会社的第一、第二、第三调度站,拘留期间有772,465,438+0名战俘在日军工厂做劳工。

由于日军战俘的扭曲,盟军战俘在这里遭受了残酷的虐待。幸存的美国战俘奥利弗·艾伦说,在奉天战俘营,起床、点名、吃早饭都是早上6点。这种不合理的作息时间要求战俘必须遵守,也给日军警卫提供了很多惩罚战俘的机会。惩罚的形式不仅包括禁止吃早餐,还包括被罚、被打甚至被禁闭在雪地里,这些都取决于值勤的日军警卫的个人心情。即使是战俘,也会无缘无故被日本警卫殴打,不管是士兵还是将军,老人还是年轻人。

日军战俘管理严格,设置了重营、重警等一系列惩罚制度。相应的

1943年7月29日,日军在奉天大东区齐敏街一段38号以北,战俘劳动的工厂以东不到一公里处,修建了高度专业化的永久战俘营。战俘从北大战俘营被转移到这里。战俘营周围有两道迈克尔墙,墙上有高压电网,墙的四角有瞭望塔,戒备森严。

死亡率是欧洲战场上德军战俘营的13%。三次

奉天盟军战俘营曾是日本宣传模范战俘营。日本宣传机构经常来采访,拍照或者拍电影,宣传战俘的生活有多安逸。但战俘的真实生活是苦役、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折磨,再加上缺医少药和非人的虐待,始终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

以美国战俘为例。他们在菲律宾战场上被俘后,经历了残酷的巴丹死亡行军和地狱船艰苦的海上跋涉,身体状况已经极差。到达沈阳后,大批战俘集中死亡。仅从1942到1943,就有225名盟军战俘死亡。国际红十字会驻东京代表朱诺在参观沈阳战俘营后证实,他们即使穿着衬衫短裤也无法更好地度过寒冷的冬天。许多人死于肺炎和复发性疟疾。

1944年2月9日,编号898的美国战俘托马斯·水炮在满洲工作机械有限公司工作时,被挤在一辆电动车和一个工厂哨所之间,右腿严重受伤。21开始出现坏疽。由于战俘营医院缺少医生和药品,甚至没有基本的手术器械和手术室。23日,水泡死于气性坏疽。

如此恶劣的环境迫使囚犯冒着生命危险越狱。65438+6月21、0943、美国战俘梅林拉德、帕里奥蒂、查斯坦于夜间越狱,逃至沈阳西北约950公里的中苏边境。最后,内蒙古科左后旗二子村再次被抓获,押解回奉天。他们在7月31943日凌晨5: 30被日军枪杀。事后,日本通过瑞士大使馆以外交照会的方式通知了美国,这一信息过了一年才被美国政府知晓。1944 8月12日,《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一消息,称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政府首次得知沈阳关押着美国战俘。

战俘营的选址违反了日本冒险王涅瓦公约,规定战俘营不得设置在距离军事目标2英里和公里以内,距离周围几个日军工厂不到1公里。这些军事目标一旦遭到攻击,很容易牵连到战俘营。1944 12.7,美国B29轰炸机大规模轰炸沈阳城,战俘营周边的军火库和军事目标被击中。在此期间,三枚炸弹被误炸入战俘营,造成19名盟军战俘死亡,35人受伤。

从1942+01到1945的34个月关押期间,日军在奉天盟军战俘营的暴行从未停止。长期的虐待和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造成了如此高的死亡率,是欧洲战场上德军战俘营盟军战俘死亡率的13%。三次,是彻头彻尾的死亡集中营。

有72名准将以上军衔的战俘和476名校级军官。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逐渐失势,于是将盟军高级战俘从台湾省省转移到沈阳战俘营。日军的行动不是纯粹的军事行动,而是孤注一掷,企图在满洲扣押盟军高级战俘作为人质。

10 6月14日,奉天犯人收容所第一所分所在吉林郑家屯开业。在被拘留的盟军高级将领中,有72人是准将以上级别,476人是校级军官。同年65438+2月1日,日军再次隔离了16名各国军衔最高的将军和高级文官及34名随从,秘密转移到Xi安县奉天监狱第二分院,其中包括中将·韦纽赖特、少将·爱德华·金和少将·穆尔。英属中将·帕西瓦尔和中将·希斯;荷兰的中将·蒲鲁东、中将·巴克和少将·利斯;以及印度红十字会专员麦克雷、香港总督杨、马来联邦各州及英属海峡殖民地总督托马斯、英属北婆罗洲总督史密斯、荷属东印度总督施泰克迈耶、苏门答腊总督施皮茨、英属海峡殖民地大法官迈克尔阿尔文及马来联邦各州大法官杜鲁蒂。65438+5月21,1945年,其他高级战俘全部转移到奉天盟军战俘营,郑家屯战俘营关闭。

8月1945日凌晨4点30分,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到17小时,北美代号为“红衣主教行动”的沈阳战俘营救援队从中国Xi安空军基地出发,凌晨10: 30飞越沈阳上空,救援人员跳伞营救,并于8月20日接管战俘营

8月27日零时,怀纽赖特将军等高级战俘被救回沈阳,并于当日撤至中国Xi安。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上,邀请了Wainewright将军和Pachwald将军作为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签署的日本投降书的签名见证人,他将这两个签名作为纪念品送给了两位将军。

特殊的历史记忆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见证了中国战场的历史地位。

沈阳日军战俘营是用盟军战俘的生活和苦难写成的负面遗产。对沈阳盟军战俘营历史的研究和反思,旨在警示人类不忘历史,反对战争。

65438年至0978年,位于波兰奥斯威辛的德国纳粹集中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该组织于同年6月6日做出的评估报告中,奥斯威辛集中营博物馆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博物馆。它为最严重的危害人类罪提供了无可辩驳、具体和切实的证据。在这些令人震惊的证据的支持下,它必将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沈阳盟军战俘营也有国际影响力,与之直接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有十几个。近年来,沈阳盟军战俘营日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新闻界的关注。特别是沈阳盟军战俘营,不仅见证了人道主义原则被践踏、人性被践踏的历史,也见证了华工与外籍战俘的友谊。它承载着盟军战俘的特殊记忆,以及他们与老沈阳人民的友谊。这段特殊的历史记忆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见证了中国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地位。

如今,沈阳的盟军战俘营幸存者大多已经死亡,少数活着的也奄奄一息。在他们的心中,包括他们的家人和后代,中国沈阳是他们特殊的精神寄托和精神家园。那段特殊的生活经历将他们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近年来,一些老战俘回到沈阳,向后人讲述他们与中国工人的友谊,这表明了这种代代相传的传统友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