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项目频频失败,能否再给它一次机会?

大约从2012开始,智慧城市的概念在中国开始流行。

联系到去年的全球智慧城市大会,上海和深圳能够从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的450位参会者中突围,获得重要奖项,说明中国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当然,智慧城市仍处于起步阶段。

经过早前的大量试错,我们逐渐明白,智慧城市跨越无数学科,是任何企业或政府机构的大学问。

互联网公司提出的想法并不是金科玉律,甲方单位也应该对项目有明确的规划和持久的责任。只有一步一步来看,思考从哪里改变,最终也做不出一个有持续生命力的智慧城市运营项目。

面对趋势,我们应该对智慧城市抱有期待和信心;但对于国内至少数百个智慧城市试点项目来说,对于这个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的项目,总结经验、避免踩坑尤为重要。

因此,本文聚焦全球智慧城市项目的三个“失败”案例,进而思考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问题。

案例一:没有目标,规模65438+7500万的项目,3年后终止。

2019年7月8日,困扰数年之久的武汉智慧生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武汉智慧生态)起诉北京华胜天成科技有限公司、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要求返还3507.4万元并停止履行合同一案落下帷幕。

根据合同《微软智慧城市项目产品和服务清单及价格》,本项目采购的产品和服务总金额为65,438+075,370 850元,大部分用于采购IT软件、IT集成和云服务。此外,合同还规定神州数码是微软指定的软件产品供应商。蓝云公司作为微软唯一授权运营商,提供公有云租赁服务;田常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华盛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华盛公司提供综合服务。

谁也没想到,各公司开始统一工作后,项目验收时,被批评购买的软硬件系统兼容性和可行性几乎为零,达不到使用的目的和效果。

除了购买大量的IT基础设施产品,在项目合同签订后的三年里(2013-2016,一期工程3500万),我们甚至看不到这个智慧城市项目想要达到什么样的长远目标。在实施过程中,发现项目难以推进,直到甲方开始要求退款。

案例二:僵持三年无解的数据隐私顾虑。

2015年,谷歌前CEO拉里·佩奇(Larry Page)宣布成立智慧城市新公司Sidewalk Labs,主要是开发新产品,创建平台和合作关系,解决生活成本、交通效率和能源使用等诸多问题。拉里·佩奇(Larry Page)认为,成立一家新的智慧城市公司对谷歌来说是一项“适度的投资”,希望“改善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

但是有一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2017年,Sidewalk Labs宣布投资5000万美元,从多伦多市中心的一个社区开始,启动全球首个智能街区项目Quayside。计划在这个生活空间安装大量的传感器和智能设备,收集各种信息,以便更好地了解人们的生活和出行问题,并提供精确匹配的智能服务。

根据当时的报告,该项目设计的未来城市愿景涵盖了智能家居、住宅建设、道路交通、地下管廊、建筑结构、公共空间运营等各个方面,对ICT软硬件和AI算法有着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

然而,2019年,一个名为“Block Sidewalk”的非政府组织请愿阻止Sidewalk Labs的项目推进,整个项目陷入了一场关于数据隐私能否得到保障的长期争议,尽管Sidewalk Labs强调不会采用人脸识别技术,不会将用户的个人信息用于商业目的。

最终,直到该项目于2020年5月关闭,人们都认为数据隐私问题没有得到可信的解释。折腾了近三年,整个计划相当于“死胎”。

更可悲的是,数据隐私问题一天不解决,Sidewalk Labs在其他城市的项目也会因为同样的问题而难以推广。

今年2月底,外媒曝出Sidewalk Labs因数据隐私纠纷放弃了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合作的智慧城市项目。该项目于2065438+2009年5月开工。初衷是政府想利用Sidewalk Labs拥有的复刻软件产品来获取有价值的位置数据,比如当地街道上的人数和他们使用的交通方式,以此来支持政府对公共设施位置的决策和交通管理的优化。

尽管Replica的发言人曾表示,该项目对单个人的运动不感兴趣,而主要分析特定区域的集体运动,但它可能经历了公民对数据隐私的强烈需求。Replica宁愿终止项目合作,也拒绝了享受政府部门过于详细数据的要求,尽管波特兰市政府至今没有为Replica支付任何服务费用。

案例三:从零开始建设新城市,却没有人来居住。

2003年左右,在距离首尔50多公里的仁川,韩国政府打算通过填海造地来建设一座完全智能化的城市——宋道新城。一方面是为了缓解首尔城市人口压力,另一方面便于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智慧城市模式,吸引全球资本、企业和民众加入。

韩国从一开始就计划投资400亿美元,设计一个软硬件高度集成的智能空间,包括智能家居、智能交通、智能办公等各个方面。

宋道新城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无到有,完全摆脱了老城区可能存在的历史包袱,可以从头到脚用颠覆性的技术武装起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科技和智能化。包括媒体报道的垃圾处理:松岛没有垃圾处理车,而是通过地下管道系统连接,垃圾从人们的公寓直接吸入工厂,在那里自动处理。

遗憾的是,房地产开发商(美国盖尔公司)实际操作的新城建设项目,在过于注重科技之后,显示出占用成本高,人口集聚效应弱。多年来,即使是吸引宋道新城常住人口的最初目标也很难实现。

据早前报道,宋道新城原本设计容纳30万人,但到2019年底,人口只有15万,只有当初设计的一半。可想而知,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往往因为“地广人稀”而体现不出原有的投资价值。

三个“失败”案例的原因分析

失败的原因上面已经或多或少地提到了。

首先,以武汉智慧城市项目为例,关键问题在于甲方缺乏清晰的智慧城市建设顶层设计理念,只是单纯被大厂优越的IT产品基础设施所吸引,导致购买工具重于商业运营,甚至双方合作项目的原因都与较早的招商引资有关,换句话说,就是以财政投资项目换取企业在当地的落地。在这种模式下,很难说甲方做了充分的项目前期评估和调研,最后陷入了权责不明、目的不明、路径不明的泥潭。

第二是谷歌Sidewalk Labs因为数据隐私问题无法解决而屡屡受挫。无论是多伦多项目还是波特兰项目,本质上都不算太宏大,也不太难完成,甚至还能带来环保、增加就业、增加收入等好处。但或许谷歌本身早就面临数据隐私的争议,其Sidewalk Labs更有可能被认为是在收集居民和游客的数据。

最后说一下韩国松岛新城从“全球标杆”沦落为“闲置城市”的原因。实质上,外界的嘲讽是“产业新城”变成了房地产项目,从中很难看到整个智慧城市产业链的协调配合,进而导致产业集聚效应不明显,人口增长缓慢,发展动力不足。

而且这种“另起炉灶”建设新城的思路,避免了很多旧城规划不合理的历史遗留问题,但由于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巨大,一旦缺乏商业吸引力,前期的投资建设也会变得毫无意义。虽然是捷径,但风险也不小。

建设智慧城市的正确姿势是什么?

与上述所有“失败”的例子相反,斯坦福大学学者肯德拉·史密斯(Kendra Smith)认为,智慧城市的成功与其居民密切相关。

只有把居民的真实需求和感受放在首位的智慧城市,才能发展成为成熟的城市建设模板。

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上海在精细化城市管理方面建立了“一个网络运行”平台,接入了2000多项政府服务。建成“一网管理”平台,接入全市22个单位33个专项应用、1.400余座排水泵站、27000余公里地下排水管网、1.000余支防汛队伍和车辆信息,以及地图服务、气象服务、交通保障、应急处置等重要公共插件。

但其实这里的重点不仅仅是智能交通信号系统,还有智能路灯系统和智能建筑系统。智慧城市的深层内涵在于不同系统之间能否尽可能的连接和整合,其职责包括政府监管、企业主导和生态参与。

所以从所有关于上海智慧城市建设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产业链上各个公司的深度参与,比如上海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智慧城市发展研究院、中国联通、华为云、上海仪电集团、爱数信息、商汤科技、中电数智科技等。

显然,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坚定力量,不仅有能力让企业从中获得商业价值,也确实能给城市带来新的发展活力。

最后,我们来看看市场研究公司Frost & amp;沙利文在2020年的预测:

相信建设智慧城市的路虽然比较长,但是已经到了增长趋势。